伴随着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的歌声，陈佩斯主演的舞台喜剧《阳台》在上海大剧院成功闭幕，整场演出笑声迭起、掌声不断。这场戏不论是在结构的严谨性还是表演方式的探索上，都达到了陈佩斯表演生涯的颠峰。可以说，《阳台》是一出不靠“胳肢你逗你乐”而是靠“实力”来赢得观众的作品。

故事是从包工头老穆跳楼开始的。带领乡亲们外出打工的老穆原是村支书，大伙辛苦了两年却被开发商一直拖欠工钱，被逼无奈的老穆只好假装跳楼向开发商讨工钱。没想到老穆失足栽到了侯处长家的阳台上，发现侯处长在新房中“包二奶”。此时，侯处长的情人李丽正在导演一出侯处长和他老婆张秀芝之间的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。还没演完“跳楼秀”的老穆又被迫加入了他们的“猫捉老鼠”之中。几番周折，老穆终于脱身，情急之下的老穆意外带走了侯处长贪污的1000万元工程款。一边是老穆怀揣巨款急于归还；另一边是众民工误会老穆贪污工款并围追堵截；同时侯处长正设法要回巨款，他们相互纠结在不知所措的张秀芝和毫不知情的李丽之间。于是，这个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开始演变，越来越无法收场……他们玩得投入，玩得辛苦，又玩得令人发笑。

陈佩斯扮演的便是包工头老穆，他在舞台上的民工形象格外生动逼真：头戴安全帽、身穿迷彩服，其民工形象堪称《阳台》一绝。

虽然是关注“民工讨债”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，但陈佩斯丝毫没有放弃他的喜剧天分，每一个空间都藏着一个笑料，每一个“包袱”抖得都恰到好处。无论是阳台、床下、浴室、沙发上、窗帘后，都给观众一个意外惊喜，全剧处处洋溢着一种“智慧的幽默”。

在笑过之后，《阳台》也反映出了现今社会中的几处痛：

生活之痛

民工可以两年拿不到一分工钱，这让我们想到建筑公司是何等地混乱。有人说民工的法制观念不强，拿不到钱是他们活该。但是公司应有保障员工生存的基本义务，社会也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。上海有1300万人口，外来民工就有2、3百万，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了吗？没有人知道。上海如此，那么其他地方呢？

当年熊德明的一句实话除了使她见到温家宝外，竟还令自己成为了“2003年社会公益奖”候选人。据说之后其飞赴各地，四处维权，有媒体形容她的温州维权之行是“踌躇满志、意气风发”。

“灰色”之痛

当“灰色收入”的含蓄表达取代“贪污受贿”的凌厉后，似乎部分人的腰杆在不自觉间挺拔了不少。《阳台》中，一个处长就可以收受贿赂达1000万元，那比他再级别高的官员呢？当下社会里，潜逃和失踪的各地各级官员多不胜举，其携带的赃款数额又何止百亿、千亿。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”成为了他们自我安慰的重要真理。然而，现在的人们都有个观念，要办成某件事，一定要通过关系，有这样的“群众基础”，自然会有如此结果。

婚姻之痛

饱暖思淫欲，一旦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财富，必会对当前的生活有所不满，就会寻求可令其觉得新鲜刺激的事物，“包二奶”、“包汉子”由此而生。这是基本道德问题，如果有钱就可以使墙内佳人墙外人共享的话，那婚姻制度无非就是一纸空文，这似乎是个古老且永恒的话题，如同爱情一般。

媒介之痛

该剧一开场就说让老穆去跳楼，好让媒体来曝光，这样就可以逼迫开发商解决问题。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曝光之后，问题才能得到解决？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？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在做什么？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，就可以看到“市民热线”、“城市追击”、“观众中来”等等以曝光为主的栏目，风头正劲。如果什么事都要曝光之后才能解决问题，我们有理由怀疑法制制度的完善和健全。

诚信之痛

候处长可以对他的妻子和情人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说出相同的誓言，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兑现。在注重诚信的社会里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诚信，那他将失去一切。“苏丹红事件”、“假笋事件”、“假烟”、“假酒”，到处都充斥着“假”的味道，试问一个处处都要提防的社会，怎能够让人安心地生活？这似乎又是一个持久的问题。

[作者系上海成全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]